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开展职业教育治理活动的重要依据,也是加强职业院校内涵建设、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目标。

王烽(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综合研究部主任)

关于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单轨还是双轨?

世界上关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有单轨制和双轨制两种模式,而我国实行的是双轨并行的顶层设计。从整个教育体系来看,我国实行双轨制具有重要的意义。职业教育提供了成才的另一条通道。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对于整个现代教育体系建设来说尤为重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而双轨制的关键也是中等教育阶段。中等职业教育的核心在于技术技能,即它提供现代职教体系中的技术技能基础教育。政策导向一直是“坚持普职比大体相当”,但目前这个比例已经越来越难以保持了。应该如何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大多数初中毕业生会升入普通高中,中职教育在职业教育的基础教育作用将难以发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必须有新的思路,可以深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中等职业学校是不是只能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是不是只能进行职业教育,可不可以为普通高中提供职教课程、在普通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是不是只能提供中等教育学历?部分中等职业学校是否可以建成一个以职业教育为基础的终身教育机构,职能包括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闲暇教育、为普通高中提供职业模块课程以及实施中等职业学历教育等?  

第二,就业还是升学?

职业教育是就业导向而不是升学导向,这是我们一贯的提法,现在也没有改变。但是,目前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院校、高职毕业生升入本科院校的比例越来越大,这还是不是就业导向?客观来讲,就业导向是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突出特征。也就是说,不只是职业教育,整个高等教育都应该把就业作为一个重要导向。关于学生就业还是升学,可以进行适度的引导,但最终都应该是个人选择、市场选择,而非制度安排的结果。如果制度安排违背了市场选择和家长、学生的意愿,必然会产生矛盾冲突。所谓就业导向,实质上就是实用技术技能导向。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并不是单纯要控制升学比例,而是要教给学生真正的实用知识,确保他们可以顺利就业,也为其升学提供充分机会。当然,现在必须警惕这样一个问题:随着学生升学机会的增多,职业院校会不会也开始侧重升学和应试教育?如果职业学校没有能力向学生传授实用技能,那么必然成为与普通教育一样侧重应试升学的学校,也就丧失了职业教育的特性。  

第三,“断路”还是“通途”?

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从纵向来看,目前的瓶颈主要在本科层次。为了打通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我们开展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工作。虽然本科职业院校的数量在增加,但发展相对缓慢,质量和含金量与社会期待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本科职业教育作为整个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要进一步加强系统规划。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职教专业都应有本科层次,它必须与相应的技术技能体系层次相对应。有些职业或岗位的技术技能等级划分没有那么细,相应的专业层次区分度没有那么大,就没有必要建立从中专到本科的学历层次。所以,在哪些领域、哪些专业发展职教本科,这是需要大规模研究的问题。另外,职教本科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是什么?与应用技术本科相比,它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发展职教本科就没有明确的方向。目前职教本科建设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原来的普通本科学校转为职教本科高校;第二种是一些新升格的本科院校试办职教本科,主要是民办院校;第三种是高职高专学校中一些办得好的专业试办本科层次专业。这里我们联想到一项多年来进展缓慢的工作,就是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因此需要统筹考虑普通本科转型和职教本科建设的问题。目前本科转型陷入窘境,一些学校不愿意扣上“职业教育”的帽子。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应该从学校内部的一些专业或课程开始, 建议先选择一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做得好的专业,举办具有职教特色的本科专业。只有办好了职教本科,现代职教体系才能完善起来。  

第四,“独立”还是“融合”?

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必须将其放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来看待。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普及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多数学校低门槛甚至没有门槛,首当其冲的就是职业院校。现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入学门槛低是正常现象,但有些生源竞争已经不激烈的院校还在努力保住入学门槛。这不仅仅是简单入学降低门槛的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建立“ 职教高考”制度,必然会面临很多挑战,因为“高考”这两个字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大学入学时不需要经过专门的考试,是大众化教育体系的典型特征。如果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应当有其特定的入学标准和人才选拔方式,完全按照高考的模式肯定是不科学的。具体到“职教高考”,应该是“与职业类型特征相适应的考试升学制度”,其标准肯定与普通高考不同,如更注重技能考核。职教高考是一个系统的体系问题,涉及从初中毕业到本科每一步怎样升学、怎样选拔人才。它在“唯分数”的应试教育之外为招生评价增加了一个客观标准,也就是技术技能的标准。另外,两个体系还需要融通,每个升学台阶前都应有通往普通教育的通道。不少学者提倡职业证书与学历证书两种证书相通,但不能简单地互通,需要有一些共同的内容和基本标准,目前最现实的还是课程和学分相通。  

“双高”建设中重视办学文化建设  孙善学(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党委书记、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高职教育要密切联系产业界,及时应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变化所产生的新的需求。比起普通高等教育,高职教育的教育功能、办学任务、影响因素更为复杂,是个性化更为突出、多元化更为明显、特色化更为显著的办学类型。在高职院校差异性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文化成为学校竞争力的核心,也是导致学校优胜劣汰的根本因素。新时期高职办学文化建设要重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正确理解办学文化。

办学文化是学校建设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办学的首要问题。办学文化既是历史连续演进的过程,同时也受到经济社会转型特别是教育重大变革的影响。当前高职教育正处在变革期,特别是2019年启动的“双高计划”会在未来15年内对高职办学形成持续影响。“双高计划”最终要在学校文化建设上产出成果,应是“双高”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国家确定的“双高计划”的总体目标和任务要求要与学校文化建设有机整合、协调推进;学校文化建设也要在“双高”建设中得到升华。“双高”是文化建设的新机遇,为学校改革发展注入力量,增添文化自信,把学校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办学文化是办学主体的办学理念、教育思想、价值追求在学校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特有文化现象。办学文化是高层次的,融入实践而高于实践,常先于办学实践萌发,又在办学实践中成熟。这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办学主体。公办学校的办学主体是党委领导下的办学治校集体,民办学校、行业企业与公办学校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办学主体在建立各具特色和风格的办学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其中,办学治校集体中的带头人发挥着重要作用。

办学文化具有四个重要特征。一是先导性,办学文化在学校文化中处于先导位置,对学校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的形成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二是主体性,办学主体是办学文化建设的主导者,是各具特色和风格的办学文化的建设者,办学文化因办学主体不同而不同。三是实践性,办学治校主张只有在学校内部形成共识并成为共同的思想指南、实践准则之后才能真正地转化为办学文化,只有文化认同才能产生文化力量。办学文化不能脱离学校这个具体的教育实践载体,也不能脱离学校师生员工这个群体。四是发展性,办学文化都有其历史源头、形成脉络和基本内涵,与学校的建校历程、发展条件和政策环境关系紧密。

第二,着力建设办学文化。

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进入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新时期。高职院校既要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又要紧跟科技发展趋势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在大改革大调整大发展中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服务能力,创新办学文化。要注意在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定位上下功夫。一是类型定位。“双高”院校在探索类型教育答案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对诸如“双轨制”“ 双通制”的实现路径、职业教育目标分类、职业仓的方法、专业建设机制、课程与教学论等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在“双高”院校形成有助于丰富类型教育的政策、制度和标准的基层实践案例。二是目标定位。要将“双高计划”的总目标、总要求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赋予高职学校的新使命在同一时间节点交汇在一起,提出学校发展的目标。三是服务定位。职业院校要准确找出服务定位。例如,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所在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学校提出“建在开发区、服务开发区,与世界一流综合产业新城共发展,倾力打造经济技术开发区高职发展新模式”。四是专业定位。专业是高校最重要的产品,是核心办学能力,高水平学校都是建立在高水平专业体系之上。五是阶段定位。“双高”建设是5年一个周期,连续支持三个周期。在15年的建设期内需要规划阶段性目标,既要有肩负使命、只争朝夕的理想追求,又要有科学规划、持续推进的实践理性,安排好建设步骤,把握好各阶段建设重点,不能脱离实际、急功近利、贪大求全。  

基于类型本质的职业教育治理问题

姜大源(教育部职教中心所研究员)

对于如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如何实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治理,笔者认为:一定要关注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个人终身教育的需求,这就要求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必须具有开放性、系统性。关注职业教育系统性,就要使职业教育从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向类型教育的办学模式转变。为此,必须准确把握职业教育的三个典型类型特征:一是跨界,即企业与学校联姻的合作跨界,是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二是整合,即产业与教育链接的需求整合,是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三是重构,即共性与个性并蓄的框架重构,是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设计方法和逻辑工具。跨界是前提,整合是过程,重构是结果。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办学格局由一元主体转向双元主体,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社会价值由单一需求转向双重需求,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逻辑工具由单维思维转向多维思维,要求必须有跨界(物理的变化)、整合(化学的变化)和重构(生物的变化)的思考。

在此基础上,笔者想谈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关于职业教育体系构建。

之所以提出类型教育,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分工强调的是层次,是一种垂直分工的模式,如由低到高依次为技术工人→技师→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工程师→科学家。问题在于,根据人才的垂直分工,教育也依此进行了垂直分层,导致社会普遍错误地认为“职业教育是低层次教育,学术教育是高层次教育”。笔者以为,我们应该秉持“社会分工是类型”的理念,将这种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为此,教育应根据“社会类型分工”的需要,培养不同类型的职业人才。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应用教育培养工程技术型人才,普通教育培养科学技术型人才等。但不管是职业教育、应用教育,还是学术型教育,每一种教育类型都有自己的层次,即“类型中有层次”。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即类型,“状元”即层次,说的就是类型和层次的关系。升级版的中国经济,需要升级版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需要与普通教育等值而不同类型的升级制度。目前国家启动了1+X证书制度试点,1是学历,X是技能,通过两者综合反映学习者的能力。但是,目前职业教育还没有自己的分级和升级制度,1+X制度还需进一步拓展,为此需要加快建立涵盖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国家资历框架制度。教育需要进一步开放,职业教育要“走出去”,需要采取国际普遍通行的做法。  

怎样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按照传统思维,就是参照普通教育,即你有什么、我就应该有什么,如普通教育有本科、职业教育也要有本科,普通教育有硕士、职业教育也要有硕士等,在层次上考虑过多常常会忽略类型的本质。需要注意的是,普通教育的每一层次都不可能构成完整的职业资格,因此不能按照劳动市场需求输送相应的职业人才。普通教育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体系,而职业教育的每一级都能构成完整的职业资格,可随时根据劳动市场的需要输送相应的职业人才,因此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体系。

为适应科技发展,提高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但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不是一次性实现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应该是在人的一生中多次完成的,所以必须考虑非正式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教育途径,这样才能与正规的学校教育一起,构成一个开放、终身的教育体系。因此,我国要加快建立在国家资格框架以及学分银行基础上的多途径开放式现代教育体系。

第二,关于职业教育学科地位。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只是一级学科教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普通教育只有一个学习地点,即学校;而职业教育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习地点,即企业、学校等场所。因此,职业教育不仅要关注学校的运作规律,还要关注企业的运作规律;职业教育不能只关注学习心理学,还要关注工作心理学;不能只关注学习过程,还要关注与学习过程相关的工作过程。职业教育的基础科学,也就是元科学,不能只有教育学或教育科学,还应有职业学或职业科学。所以,职业教育治理要跨界运作,就要坚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结合。职业教育既要关注教育、学校和学习,也要关注职业、企业和工作。正是这两组三个要素构成了两个领域之间的跨界。完成跨界后要实现整合和重构,要在职业学和教育学之间架设一个互通有无的桥梁。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表明,只有一个学习地点的普通教育的参照系,是不适用于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学习地点的职业教育的。然而,在教育学领域,普通教育学无法覆盖的职业教育学,却只是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  

同样,只有对跨界的教育进行跨界思考,对职业教育的学科地位才能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谈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类型的治理问题。目前,从事职业科学研究的人员寥寥无几。职业教育作为二级学科的地位,妨碍了有才华的青年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这一学科研究水平的不高,也与其学科地位紧密相关。职业学或称职业科学,是关于职业和职业教育至关重要的“所有的认识”的科学,是整合工作过程与学习过程的科学,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应用性实践研究,也不同于传统的科学理论研究,是将实践与理论两者结合在一起开展有机研究的科学。这就要求:一要关注实际职业劳动所适用的具体知识和方法知识的研究与系统化;二要关注实用相关专业科学需阐述的具体知识和方法知识的研究和系统化。而职业教育涉及或覆盖的专业科学,涉及三大产业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是一个明显的交叉学科。最近,我国将交叉学科列为一级学科。例如,新增了集成电路专业为一级学科,并将其从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中独立出来。为此,笔者也希望通过职教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在学科建设中提升职业教育的学术地位,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第三,关于职业教育管理职权。

作为人力资源供给的职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具有更加宽广的“频谱”:它所覆盖的教育生源更加宽泛,不仅有应届生源,还有非应届生源;它的教育途径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不仅包括正规教育的学校教育,还包括非正规教育的职业培训,还有非正式教育的自学、线上学习等;它的功能范畴更加广阔且具体,既重视个性发展的教育功能,也关注为服务社会发展社会功能。例如,稳就业就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功能。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为1300万~1500万人,今年由于疫情只能实现900万人的就业目标,可是今年高校毕业生就有847万人,明年将超过900万人,也就是说每年新增劳动力的60%~70%将是高校毕业生。这里说的还只是劳动力增量。我国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工、转业退伍军人、结构性失业者以及大量的残疾人,总数高达4亿多人。对于这么多的劳动力存量,一方面,国家要千方百计保就业,采取多种灵活就业的措施;另一方面,为适应科技发展对职业人才的新要求,国家实行高职扩招、中职扩招,以优化劳动力存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职业教育扩招,使得职业教育占据更新的地位。这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是服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教育举措,是助力国家社会稳定治理的关键教育资源,也是提升国家人力资本质量的主旨教育类型。  

目前,用人的劳动就业制度与育人的职业教育制度分离劳动人事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管理职能上交叉,劳动市场的用人需求与职业教育的育人供给之间存在供需关系上的脱节。为此,建立国家职业教育综合管理机构,基于国家职业资历框架,对现代职业教育进行有效治理,是一个有效的措施。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好的尝试。20世纪末,我国曾拟定过建立“国家职业教育署”方案,后于1990年成立“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就是一个由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劳动部联合组建的职业教育机构。但因各种原因,1992年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又分成两部分,分别划归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劳动部门主管。这些年,我们也有一些来自基层实践的成功案例。例如,河南信阳平桥区将负责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平桥职业教育体育局,与负责就业培训、劳动保障、劳务与涉外劳务的平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合并,成立“ 平桥职业教育与就业服务局”。

曾经的尝试和实践的智慧,促使我们期望朝着更为理想的愿景努力,即将“条条管理”变为“块块管理”,建议建立“国家职业教育总局”,将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职业能力建设司、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专业部委职业教育部门、行业职业教育机构以及工会、妇联等职业教育机构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相关职能纳入。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跨界。跨界的教育必须有跨界的思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结论是: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